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
苏中杰
面对全国上下对富人的非议，经济学界茅予轼老将军为之守城。他在城头升起一面大旗，上书10个大字：“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我在其城外也升起一面大旗，上书10个字：“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现击鼓而攻之。
茅予轼将军对自己“替富人说话”的口号来个“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看要做到这一点，茅将军必须在检察院当高级检察官，并有一个高效而廉洁的检察队伍，在为“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说话之前，一定证明他们并无“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嫌疑，否则的话，就要助纣为虐了。有例为证：两三年前，“精英经济学家”几乎是一边倒地为大富人顾雏军唱赞歌，但正当赞歌震耳欲聋时，顾雏军因巨贪之疑被关起来了。而现在还没有被关起来的富人中，你如何知道他们不是大大小小的顾雏军？
中国的富人，历来就不是较为清一色的群体。从古到今，诚实致富者有之，“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而富者亦有之，而且在专制制度下，后者是主要的。特别是当下，在信息、信贷、制约工商业的上游产品及各种资源分配都处于垄断的条件下，在权力控制市场的情况下，“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而富者则更为普遍，而且非法大富者逍遥法外，都成为冠冕堂皇、声威赫赫的“企业家”，你为“富人”所说的话，能不把他们包括在内吗？无论对“替富人说话”口号进行如何的补充与解释，这个口号都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口号是以中国的“贫富对立说”为根据的。
而中国的“贫富对立说”是个现象性、表层性言说，源于“阶级斗争论”教条化后的洗脑与反智：在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主线，贫富对立由此而展开。事实并非如此。自秦之后，中国就没有封建社会，而是最漫长最典型的专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历史的主线是权贵与民众的矛盾；只要不依附或勾结权贵，无论穷与富，都要受权贵的欺压，所以古代乡村的“员外”也好，普通庄户也好，都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富人要想保住家业或“可持续必发展”，就得攀附与贿赂权贵，与权贵穿一条裤子，因此“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群鳄，也加入“富人”群体，而且作为这个群体的“主力”和“中坚”，践踏社会公正，在使这个群体奴化、黑化和残酷化的过程中，让更多的民众边缘化，贫穷化。由此看来，国人“仇富”是其表，“仇官”是其里。这就是中国的历史，非阶级斗争史，而是官民对立史。
只要权力不受制约，这个历史就不会结束。不受限制的权力犹如没有绝缘体的电力，是惨祸之根。当下，穷人受压迫，部分富人也受压迫。正如茅先生所说：“他们要缴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正因如此，富人才要贿赂官员，才要送钱送美女，才“官商勾结”共同行盗；也正因如此，才弄出惊人的银行坏账，才搞得公产大量“流失”，才出现贿赂公检法，才出现武装拆迁，才有“恶意欠薪”，一句话，才有继续被奴化、黑化和残酷化的历史。否则的话，要本分做人，诚实致富，只能做虽然勤俭殷实但总是原地踏步、见了工商税务还得点头哈腰的小店主。
离开了官民对立这条历史主线，面对其财富来源难以说清的不争事实，提出一个总体性的“富人”概念，就难以进行较全面的肯定与否定，同时看不到权力失衡是社会危机的内在根源，在学术上难免成为盲人瞎马而误入歧途。面对“腐”与“富”大面积相重合的现实，把“仇腐”说成“仇富”，有的人是糊涂，有的人则是“护腐”！
还是从官民对立的历史主线出发，立在民众立场，本着社会公平和正义，致力于限制权力吧。这既能解救穷人，也能让富人减少原罪。美国的比尔盖茨不受其国人非议，也不要经济学家为他“说话”，就是因为美国社会把权力关起来了，使之不能祸害穷人，也让富人富得光明正大。
茅先生的文章在网上挨骂后，在反思中写下这样的话：“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不可以为统治者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是很不受欢迎的“精英主义”。社会由谁治理，首先，应由人民的选择，不能由“精英”自作主张。所强调的“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是句废话，等于叫了几十年的“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等于“官员要自律”。其次，当民众赋予“精英”治理社会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同时让民众给他们拥有的权力戴上铐子，否则会害人的！这是人类历史用无穷的苦难换来的经验，我可不听茅精英这样忽悠人哟。
茅将军，快走出帮富人的经济学圈子，落下“替富人说话”的战旗，带领残部出城投降，在“为民众效劳，给权力上铐”的旗帜下，实现社会公正，方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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