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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发现原始居民确有吃人习俗—————
墨西哥原始居民阿兹台克人是否有杀人献祭的习俗呢？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颇有争论。事实真的像历史课本中所形容的那样令人毛骨悚然，抑或西班牙征服者有意夸大其词，使人认为他们踏上这片大陆时，那里还是混沌未开的蛮荒之地？考古学家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他们利用一些高科技工具证实了阿兹台克人的确有杀人祭祀的习俗。被用来做牺牲的通常是一些幼小儿童。更有科学家通过对远古居民食人行为进行研究后称，人吃人的潜在动机是进化。
考古学家最近有两个重大发现，一个发现解决了考古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墨西哥原始居民阿兹台克人的确有杀人献祭的习俗；另一个发现是在俄罗斯，考古学家在一个远古人聚居区挖掘出的动物骨头中夹杂着人骨，证明远古人类确有吃人的习俗。到底是何种原因驱使我们的祖先吃掉自己的同类？
西班牙殖民者称阿兹台克人杀人祭祀，是为了贬低印第安文化还是真有其事？
数十年来，很多学者认为西班牙殖民者之所以宣称阿兹台克人有杀人祭祀的习俗，目的是贬低印第安文化。而其他学者则认为用来祭祀神灵的人仅限于战俘。还有一些人认为阿兹台克人确有杀人祭祀这种血腥习俗。考古学家理纳多·利比兹·路安说：“现在我们掌握了很多实物证据，这和历史文献中的记载正好吻合。阿兹台克人确有杀人祭祀的习俗。”
据那个时候的印第安人留下的象形图以及西班牙人的描述，阿兹台克人在杀死那些被用来作为祭品的人时所用的手段五花八门：砍头、乱箭射死、活埋或从神庙顶部将人抛下。儿童据说是最常被用来祭祀的牺牲品，原因是儿童被认为纯洁，灵魂没有污点。
真实果真如此吗？考古学家多年来搜集到的证据表明，西班牙人这种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线索与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不谋而合。
一位名叫纳迪·维勒兹·萨旦的考古学家表示，去年12月，在墨西哥城北部一次考古挖掘中发现了阿兹台克人杀人祭祀的证据。他说：“这些用来做祭品的人是被烧死或身体的某个部位有被烧的痕迹。在一个坑中我们发现了四个儿童的遗骨，身体一些部位有被烧的痕迹。此外，还发现了其他四名儿童的遗骨，这些遗骨被完全烧焦，已经炭化。”
考古学家只是无法弄清楚这些儿童是被活活烧死还是先被杀死后然后被焚尸，不过有关文献的描述是：用来作祭品的儿童被缚平躺着。显然他们被烧时还活着。
随着挖掘的进行，考古学家又找到了其他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与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不谋而合。在一本成书于1600年到1650的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一群印第安人围桌进餐，盘中的食物竟然是被肢解的人体。考古学家刘易斯·马聂尔·戈巴说：“我们找到了文献中所描述的那种类似盛人肉的盘子。在一些保存完好的人骨旁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不完整的被肢解的尸骨。但是这些人骨是否是那些被吃掉的人的遗骨就不得而知了。”
神庙地板中发现了某些神秘成分，与人类血液中的一些物质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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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地区的一次战斗之后，一名叫做“成本华”的女游击队员连同部分当地民众被日军虏获;画面中她还保留着作为游击队员的装束，只是被卸掉了武装，但女勇士的斗志更胜于普通的抗敌武器。
见惯了战争画面和宣传招贴，猛然见到这位茕茕孑立的女子，很是让人惊叹：能在虎狼之敌酋面前不失自信与威严，其勇毅足以让画面内外的国人汗颜。愿英雄不死，民族自强之精神不死！
成本华是在坚守和县城门时，战斗到最后被捕的，后来被残忍杀害！当时她20岁。
因其佩带的皮带是童子军所使用的制式皮带，被日军称为“中国女童子军”，实际上，以她的年龄，应该不是童子军了。从成本华所穿的衣服看，应该是属于地方武装。同一个战俘在日本画报上出现两张照片，非常罕见，因为日军有非常严格的宣传审查。图的背景是一处临街的木质结构的房子。四个日本军人，从不同角度打量成本华。两位百姓，老的着深色长衫，无奈地把手拢在袖子中，非戚地望着成本华的背影。旁边那位个子高大的小伙子，不知是不是成本华的战友，他的眼神分明比别人更为关切、凝重。而成本华本人却是最镇定的，表现出一种安详，甚至面露微笑。她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这是一咎自信、无所畏惧的姿态，在以残暴闻名于世的日军环视之下，表现得从容不迫。
图中的成本华，双手交叉昂首挺立。这张照片上的成本华，笑意更加明显了，真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成本华的头发有些凌乱，本该往后梳理一些的。这不加修饰的一缕，反倒平添了几分女性的妩媚。
从颈项下来，胸前有两根细绳，或许是用于捆绑，照相时松开了。这种细绳可能是日军专为捆绑战仍时所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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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追溯了三国至明清期间中国人如厕拭秽方法的流变过程。厕筹在三国时期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而使用手纸的正式记录由元朝蒙古族开创，此二者皆为中国古代拭秽风俗流变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特征。
关键词：厕筹；手纸
古人大便后用何物拭秽？港剧《寻秦记》提出了这一问题。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香港特警项少龙被时空穿梭机送到战国时代的赵国，夜宿一居民家中，内急要上厕所，项少龙向老翁要“卫生纸”，老翁懵然不知何物，项说：“怎么擦屁股”？老翁从茅坑边拿起一块竹片说“这就是啊！请随便用”。看到此处，不禁使人失笑。对呀，古人用什么擦屁股呢？
本文逆时间之河而上，由近到远追溯了古人拭秽风俗流变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不排除某些地区某些人还在使用五花八门的其他物事，但是主流是人们普遍用卫生纸，因此我们考证历史，也仅仅考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明的主流。
元明清--粗纸时代
清朝人用纸拭秽，有多处文献可以考证。此处仅举一例，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段刘姥姥拉肚子的文字：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 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
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使用手纸拭秽了。
明朝皇宫中专门负责后勤的机构，名叫“四司”，据《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用的是什么纸呢？所以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纸的种类。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据《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 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
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宋人《爱日斋丛钞》记载“南齐废帝好鬼神，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神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记载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记载“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唐朝僧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第十三之“感应录”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
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使用厕筹法随佛教由印度传入，后来厕筹改为纸则是由蒙古族的元朝皇室开始。从中国古代拭秽风俗之流变可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由微知著，由小见大，从此亦可管窥中华民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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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追溯了三国至明清期间中国人如厕拭秽方法的流变过程。厕筹在三国时期随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而使用手纸的正式记录由元朝蒙古族开创，此二者皆为中国古代拭秽风俗流变的重要转折点，从而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特征。
关键词：厕筹；手纸
古人大便后用何物拭秽？港剧《寻秦记》提出了这一问题。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香港特警项少龙被时空穿梭机送到战国时代的赵国，夜宿一居民家中，内急要上厕所，项少龙向老翁要“卫生纸”，老翁懵然不知何物，项说：“怎么擦屁股”？老翁从茅坑边拿起一块竹片说“这就是啊！请随便用”。看到此处，不禁使人失笑。对呀，古人用什么擦屁股呢？
本文逆时间之河而上，由近到远追溯了古人拭秽风俗流变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不排除某些地区某些人还在使用五花八门的其他物事，但是主流是人们普遍用卫生纸，因此我们考证历史，也仅仅考证能够代表一个时代文明的主流。
元明清--粗纸时代
清朝人用纸拭秽，有多处文献可以考证。此处仅举一例，红楼梦第四十一回有段刘姥姥拉肚子的文字：刘姥姥觉得腹内一阵乱响， 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众人又是笑，又
忙喝他“这里使不得！”忙命一个婆子带了东北上去了。这段描写说明，在曹雪芹生活时期，无论是大观园还是乡下的人物，都已经使用手纸拭秽了。
明朝皇宫中专门负责后勤的机构，名叫“四司”，据《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记载：“惜薪司掌所用薪炭之事；钟鼓司掌管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混堂司掌沐浴之事”。其中宝钞司就是管手纸的部门了。
那么，当时的人们用的是什么纸呢？所以还要了解中国古代纸的种类。
明清之际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记载：“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榖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记载：“此纸(火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由此可知，纸因其原料不同而分为“皮纸”和“竹纸”，但无论何种纸都有“精”、“粗”之分，其中精者用来写字，粗者百分之七十用来做焚烧祭鬼神，百分之三十为日用品。
分清了纸的种类，我们还要知道，敬惜字纸在中国有很久的传统。民间传说用印了字的纸拭秽要遭到报应。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新编》、《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1873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1]。
使用手纸的最早记载见于元朝，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大概是因为元朝统治者文化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据《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综上可知，元明清之际人们开始用手纸拭秽，这种纸大多是没有字的“粗”纸。至于皇宫中所用手纸为粗纸还是精纸，不可详考，我想太子妃一定不至于用粗糙的纸去摩擦娇嫩的脸蛋吧。
唐宋--厕筹与粗纸并用时代
厕筹又称厕简，简单的说，就是大便后用来拭秽的木条或竹条。这种厕筹上个世纪还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使用。
近来日本考古发现了许多古代厕所，1992年在奈良县高殿町发掘藤原京遗址过程中，发现了被称为“日本最古老的厕所”遗迹，厕所遗迹出在7世纪末的藤原京右京七条一坊建筑遗址的外侧，“厕坑中出土筹木150余根”。类似的厕筹还在福冈市发掘的大约公元720～730年间的鸿胪馆厕所遗址中发现。时间在11- 12世纪的岩手县平泉町的柳之御所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厕筹，其
规格“平均长24、宽0.5-0.8、厚0.5厘米”[2]。唐宋间，中日交往密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对日本影响很深，因此日本的这些考古发现对推论唐宋时期中国人的拭秽工具很有参考价值。
除了考古实物佐证外，唐宋间使用厕筹的记载也多见于史籍，宋马令《南唐书。浮屠传》：“后主与周后顶僧伽帽，披袈裟，课诵佛经，跪拜顿颡，至为瘤赘。亲削僧徒厕简，试之以颊，少有芒剌，则再加修治。”《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七记载，韩滉任镇海节度使，运送大量物资至关中，其中就有厕筹：“则资装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厕筹，滉皆手笔记列，无不周备。”
唐代高僧道宣所述《教诫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上厕法第十四记载了僧人的日常规范，其中上厕法要求僧人“常具厕筹，不得失阙”，并明文规定：“不得用文字故纸”。这个记载证明了唐朝时代的僧人用厕筹拭秽，同时很有意思的是禁止用“文字故纸”拭秽，既然禁止，那么现实生活中一定有人这样做，不然何来禁止呢？
唐宋之间，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日用和焚烧祭鬼神。宋人《爱日斋丛钞》记载“南齐废帝好鬼神，常剪纸为钱，以代束帛，而有纸钱”；《唐书》王屿传：“汉以来葬者皆有瘗钱，祷神而用纸钱，则自王屿始”；唐以后焚烧纸钱记载开始在史料中频频出现。又《天工开物》记载：“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纸。故造此者名曰火纸。。。。。。此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既然出现了日用的纸，那么，人们用它拭秽也是顺理成章了。
魏晋南北朝--厕筹时代
唐之前，已有使用厕筹的记载，但未见有用纸拭秽之证据。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记载北齐皇帝高洋“虽以杨愔为宰相，使进厕筹，以马鞭鞭其背，流血浃袍。”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东晋裴启佚书《语林》记载“刘寔诣石崇，如厕，见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寔遽反走，即谓崇曰：乃误入卿室内，崇曰：是厕耳，寔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实筹”
唐朝僧人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卷第十三之“感应录”记载：“吴时于建邺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讨其本缘。谓是周初育王所造。镇于江府也。何以知然。自秦汉魏未有佛法南达。何得有像埋瘗于地。孙皓得之。素未有信。不甚尊重。置于厕处令执屏筹。”此事若为真，则是三国时期就使用厕筹的明证。
用厕筹之法疑随佛教而传入中国。在早期的佛教诸律中，记载了释迦牟尼指导众比丘使用厕筹的事情，如毗尼母经卷第六：尔时世尊在王舍城，有一比丘，婆罗门种姓。净多污，上厕时以筹草刮下道，刮不已便伤破之，破已颜色不悦。诸比丘问言：“汝何以颜色憔悴为何患苦”？即答言：“我上厕时恶此不净，用筹重刮即自伤体，是故不乐”。针对这种情况，释迦牟尼佛说：“起止已竟，用筹净刮令净。若无筹不得壁上拭令净，不得厕板梁栿上拭令净，不得用石，不得用青草，土块软木皮软叶奇木皆不得用；所应用者，木竹苇作筹。
度量法，极长者一磔，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污净者，不得着净筹中。是名上厕用厕筹法。”
释迦牟尼佛生活于公元前六、七世纪，这些戒律则成文于他逝世之后的一百多年，所以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印度使用厕筹的历史要比中国早得多。东汉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最初传入的只是一些“经”，而对信众的日常起居做出明确要求的“律”则是从三国开始，而中国人使用厕筹的最早纪录也自三国始，所以厕筹由印度传入说目前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排除中国人在此之前就使用厕筹，只是目前没有证据而已。最终的答案，可能还要今后的考古发现来给出。
使用厕筹法随佛教由印度传入，后来厕筹改为纸则是由蒙古族的元朝皇室开始。从中国古代拭秽风俗之流变可见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由微知著，由小见大，从此亦可管窥中华民族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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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钟楼顶上，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钟声浑厚有力，洪亮绵长，方圆数里都能听到，堪称“古钟之王”。
如此巨大的铜钟是如何铸造的呢？传说钟楼原有一口铁钟，但声音不够洪亮，于是皇帝下令召集天下工匠来铸钟。可是3年过去，铜钟仍然没能铸好。皇帝发怒了，斩了监铸的太监，并限令80天内铸好大钟，否则就把全体工匠处斩。
负责铸钟的师傅名叫华严，是当时有名的铜匠。为了铸造这口大钟，他是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耗尽了心血。这天回到家里，他嘴里仍然念叨着：“什么原因铸不了钟呢？怕是缺什么东西吧!”这时，女儿华仙过来了。提起华仙，那可真是个好姑娘。她不仅自幼聪明伶俐，而且还跟父亲学会了不少铜匠活儿。由于母亲早丧，她14岁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当时她16岁了，出落得如仙女一般，大家都夸老铜匠养了个好闺女。
为铸钟的事，她也琢磨好多日子了，见父亲发愁，忙上前说：“爹，是不是因为火候不到？”老铜匠一拍大腿：“有道理!不过，如何提高炉温呢？”“我有办法。”华仙胸有成竹地说，“铸钟那天您带我去吧。”
铸钟这天到了，朝廷命官、大小工匠也都到齐了，可炉温仍然上不去。眼见这最后一炉铜水又要失败，华严急得眼睛都红了。就在这时，一个姑娘突然从人群里飞奔出来，正是美丽的华仙。她穿一身红袄红裤，着一双绣花小红鞋。只见她冲到炉边，纵身跳进炉去。华严一把没抓住，只抓住一只绣花小鞋。刹那间，炉火升腾，铜水翻滚。老铜匠忍痛下令：“铸钟！”工匠们一齐努力，铜钟终于铸成了。
为了纪念这位为了铸钟而献身的美丽姑娘，人们尊称她为“铸钟娘娘”。每逢风雨之夕，钟声凄凉悲切。这时，昔日北京城的妈妈们就会对孩子说：“睡觉吧，钟楼打钟啦，铸钟娘娘要她那只绣花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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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中国历史的后门》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水浒传》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淫女荡妇。
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两个“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让宋江最终为寇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个二奶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在首都长大，从小操一口京片子，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就像现在，某些满口雪莱的诗人或者动辄哈维尔的宪政精英，进了歌厅，还没有大街上刚刚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讨小姐喜欢。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父亲死了，当地还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不发达。《水浒传》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做了没名没分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上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明媒正娶的话，宋江再无趣也终究是她的老公，要一起生孩子过日子，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晋于郓城上流社会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分也不确切。而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黑黑胖胖，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性欲，还不可能有名分，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
阎婆惜毕竟只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没有红拂的眼光，没有李师师的福气，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她只能一心一意爱上张文远，而及时雨的威望、名气以及勃勃雄心这些无形资产，在一个婊子的眼里也许不如一朵玫瑰花—因为她不可能理解另外一个价值体系中的事物。
同为押司，显然宋江的资历、人际关系、声望远远高于张文远，舍宋江而爱张文远，这是阎婆惜的第一错—真正的爱情，对二奶来说是奢侈品也是杀伤自己的刀刃。傍大款还挑什么年龄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钱是否有发展前途—阎婆惜可能以为宋江只能永生为吏了。
阎婆惜的第二错就是低估了一代枭雄宋押司的狠毒与权谋，此等女子毫无江湖常识，引来杀身之祸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为宋江无非和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一样，不过是见到县令相公唯唯诺诺的小吏而已。她读完了晁盖等人给宋江的感恩信，应该想到，敢于将犯那样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盗放走，能被黑道众多好汉拜服的宋押司，其胆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二奶得知包养自己的黑老大的惊天大秘密时，应当如何做呢？
第一种选择是装着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装着根本没有动过招文袋，即使宋江怀疑也不至于当场杀死她。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老大说，我知道了但小妾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说出去，而且发誓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老大走，没准以后真做个押寨夫人。
可被爱情与金钱冲晕脑袋的阎婆惜做了最不应该的选择：敲诈宋江。你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看惯了曲本(现在的肥皂剧)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的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黑白两道通吃，他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让宋江打个欠条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不也很好吗？这个傻妞枉跟宋江一场，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最后把宋江逼上了绝路，也把自己逼上了死路。她不明白，杀一个在当地没有根基的风尘女子和作为公务员放走江洋大盗的罪行，前面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过类似阎婆惜这样的傻二奶，这位二奶被杀倒不是讨厌包养者，而是因为她太爱包养者。湖南衡阳一位刘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情妇。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样的错误，动了真情，最后非要嫁给那个派出所长。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长是公安系统的先进，怎能为一个二奶和糟糠之妻离婚，搞得身败名裂误了前程？所长答应给她青春损失费，从三十万加码到八十万，那可是五年前呀。可这位痴情女子说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干，她只要和所长结婚，否则就告发到公安局。以此要
挟以为点中了命门，最后所长只好雇用黑道上的人，制造车祸结果了这女子的性命。
如果说阎婆惜是傻而被灭口，那么白秀英则是因狂遭祸。
白秀英也是从东京来郓城捞世界的，可她傍对了人，是新任知县的二奶。也许因为来郓城时间太短，她和当地最高首长的亲密关系还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候的干部选拔考核还有些规矩，至少知县的二奶依然卖唱，没有承包县政府的工程，更没有由舞女变为法官，因此不识泰山雷横，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白秀英唱完后讨大家的赏钱，坐在第一位的雷横忘了带钱—作为刑警队长的雷都头，在郓城地面上，兴许没有带钱的习惯。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电影，而且坐在包厢里面，堂堂的都头来看戏岂不是抬举你？
雷横不识庐山真面目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头不仅明天会补钱，也许还会派人来给你护场子。可白秀英这位京都女子自以为有和县令的关系，狂得不得了。她难道不了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规则？也不了解一下社情？了解一下郓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买卖。当别人说这是雷都头时，她还辱骂道“只怕是驴筋头”—堂堂的刑警队长哪受过这样的侮辱？打她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还不吸取教训。雷横知道她的身份后肯定会负荆请罪，赔上银子，你就坡下驴给个面子，雷都头就会成为你在郓城的保镖。可她因为有大靠山，告了恶状让县令枷了雷横，而且枷在她经营的勾栏面前示众，还让其他的公人，原来雷横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横。这个县官也是脑子进水，履新不久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众多干部。因为这不仅对堂堂汉子雷横是奇耻大辱，而且让其他的干部也有唇亡齿寒之感。正如雷横母亲控诉的那样：“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这不识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码的法律，即使执法也应当由政府来执法，哪能由原告执法？不过现在好像公安拿原告的办案经费去抓被告也不新鲜。可恶的白秀英还打了老太婆，标准的孝子雷横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祸。
今天像白秀英这样狂的二奶也不少。当年成克杰在位时，他的二奶李平在广西便能呼风唤雨。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某看上了某饭店的女理发师—这巡抚大人连郓城县令的品位都不如，人家包养的好歹是京城名妓呀。一位商人送给这位省委书记大人的二奶数十万元，通过她搞定书记大人，从而操纵贵州官场，成为地下组织部长。
做二奶的，不能像阎婆惜那样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样狂，这样的教训得吸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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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皇帝
同性恋在中国的存在非常悠久，汉哀帝刘欣就是其中的一个。
董贤英俊潇洒，又是御史董恭之子，因而被选为太子舍人。哀帝在与他的交往中产生了爱恋，封他为董门郎，并封其父亲为霸陵令，迁光禄大夫。不久，董贤又被封为驸马都尉侍中，《汉书·董贤传》载，这时董贤“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巨万，贵震朝廷。”两人形影不离，同床共枕。有一次哀帝醒来，衣袖被董贤压住，他怕拉动袖子惊醒“爱人”，于是用刀子将其割断，可见其爱恋之深。哀帝还为董贤建造了一栋与皇宫类似的宫殿，并将御用品中最好的送给董贤，自己则用次品。他为了与恋人生生世世在一起，还为董贤在自己的陵墓旁边修了一座冢茔。尤其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曾开玩笑地对董贤说：“吾欲法尧禅舜，何如？”吓得大臣们目瞪口呆。这种要“爱情”不要江山的恋情在历史上实为罕见。如此沉湎于“爱情”，国事当然糟得很，哀帝死后不到10年，王莽就篡位建立了新朝。
象棋皇帝
“闷来时，取过象棋来下，要学作做士与象，得力当家。小卒儿向前行，休说回头话。须学车行直，莫似马行斜。若有他人阻隔了我恩情也，我就炮儿般一会子打。”(《桂枝儿·咏部八卷》)唐肃宗李亨热衷于下象棋，却不学士象，不学卒车，偏偏学马行斜。
上朝积祸加天宝之乱(也称安史之乱)，肃宗与爱妃张良娣拥兵西逃。逃命途中，他还念念不忘象棋，置堆积如山的军情战报而不理，与张氏整天下棋作乐。丞相李泌进言劝说：“若不悬崖勒马，有重蹈‘马嵬坡事件’(士兵哗变，杀杨国忠等人)的危险。”肃宗仍毫无收敛，为了掩人耳目，命令太监将“金铜成形”的棋子换成“干树鸡”雕成的木质棋子，这样，旁人就听不到他们下棋掷子时发出的声音了。人们称这种棋子为“宝应象棋”。
蹴鞠皇帝
唐僖宗李儇嗜好骑马、斗鸡和蹴鞠。他曾得意地说：“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他有时一玩就是二三个时辰，连饭都忘了吃，急得身边的太监侍女们团团转。他还多次勒令地方官员举荐球技高超的青年入宫陪他击球，有不少人因善蹴鞠而被封为封疆大吏。宦官田令孜的哥哥陈敬碹赢了球，被封为西川节度使。当然，也有许多人因踢球失误而丢了性命。
玩物必丧志。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在长垣起义，随后黄巢响应。起义好不容易平息后，田令孜又专权，蹴鞠皇帝常常和亲信们谈起朝政而泪流满面。光启元年(885年)，李克用进兵长安，僖宗四处逃命，文德元年(888年)忧愤而死。
宠猫皇帝
武则天对猫是深恶痛绝，因为被她害死的肖淑妃曾骂过：“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虎，生生扼其喉。”而明世宗朱厚对猫却情有独钟。
世宗迷信道教，道士邵元节和方士陶仲文受宠，先后授予礼部尚书。户部主事海瑞因上书谏止，几乎丧命。阿谀逢迎的官吏竞相进贡白鹿、白雁、白鹤、白猫等宠物，以求封赏。
世宗最喜爱的宠物是两只漂亮的猫，名曰雪眉和狮猫。他经常与猫儿一起逗玩，竟然20多年不上朝(从1539年陶仲文拜为神仙高士、兼领三孤、任礼部尚书到1566年病死)。可笑的是他曾以帝王身份举行仪式，庄重地封雪眉为“虬龙”。
后来，虬龙死了，世宗几天不吃不喝，将它葬于万岁山，并立碑刻文，题名“虬龙墓”。狮猫死后，世宗命人用黄金铸造一棺材，将它敛入其中，并举行隆重的葬礼，还请当朝大臣为它作祭文。侍读学士袁神的祭文中有一句“化狮为虎”的颂词大得世宗的欢心，不久，他被提升为少宰，时称“青词宰相”。明朝功臣名臣众多，却没有哪个受到过这两只猫儿般隆重的礼遇。
因世宗玩物丧志，不理朝政，武英殿大学士严嵩乘机专擅朝政。
木匠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不听先贤教诲———“祖法尧舜，宪章文武”，却去学鲁班，学喻皓，学李诫，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
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山东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王二之起义。熹宗却不务正业，只知道制作木器，盖小宫殿。吴宝崖在《旷园杂志》中写到：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由于经常沉迷其中，技巧娴熟，据《先拨志》载：“斧斤之属，皆躬自操之。虽巧匠，不能过焉。”熹宗的贪玩使得宦官专政，奸佞弄权，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魏忠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充势力，步步夺权的。
《明史卷二十二·熹宗》中评说：“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熹宗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宫殿”，奸佞们却在悄悄地挖着他的墙脚，熹宗死后仅10多年，明朝就灭亡了。(摘自《文史天地》2004．8陈海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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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根据不同肤色被划分为三大人种，中国人属于什么人种呢？
按照人类学家研究，全世界的各种人种都属于同一物种，有着共同的起源，大约在距今5万年前，人类体质发展到晚期智人阶段。与此同时，世界上的三大人种也基本形成按照人类学家分类，当代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蒙古人种的主要特征是：体形肤色中等，头发直而硬，体毛和须发较少，脸扁平，鼻宽度中等，鼻梁较低，唇厚中等，眼睑大多有内毗褶且眼角有角度(俗称蒙古眼)，高眼眶，顺骨突出，多铲形门齿，面骨平扁，少体味。
中国文明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人骨化石全都属于原始蒙古人种，属于晚期智人，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晚期智人是我们的直系祖先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顶，紧靠发现北京直立人的第一地点，曾发现了山顶洞人化石，其中有三个比较完整的头骨。
经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观察，其中一个男性头骨在测量上很像某些西欧智人化石，从外形观察却应确定为原始蒙古人护；另一个女性头骨很像美拉尼西亚类型；还有一个女性头骨则像爱斯基摩人类型。因此，他得出了一个奇怪的推测：这些山顶洞人是由外地迁来的居民，因受到原住当地的蒙古人种的攻击而绝了种，所以后来的中国人的体质特征同他们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后来的学者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的三个头骨．认为魏敦瑞过分地强调了三者的差异而对其共同性估计不足，实际上三者都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美洲印第安人特别相近，是上述几种人的共同祖先，并不是几种人聚集到了一个山顶里。
山顶洞人就属于中国的晚期智人，他们的脑量为1300--一1500毫升，在现代人脑量的变异范围内，脑内动脉支也同现代人接近，说明其智力发达程度已与现代人接近了到了公元前5000年一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仰韶文化，它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和甘肃、青海河套地区，至今已有一千多处遗址被发现，覆盖了中国文明早期的核心地带，影响中原大部分后来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主千。仰韶文化的居民以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为主体，包含一些中亚、南亚因素，是东亚蒙古人种的主体文化。这个时期的古人已开始大规模的村落定居生活。
在仰韶文化的各遗址中，村落遗址尤以姜寨最为完整。姜寨遗址建立于公元前4600年----公元前3690年，位于陕西省临撞县城北的姜寨，面积为5500平方米，呈圆形，村周围有宽深都为2米的护村壕，村中央居住区是一个广场。村落以氏族为组，有5组建筑群共100多座房屋，每个氏族有一个大型公房，为中小型房屋所环绕。房屋有地穴、半地穴、平地起建三种，多间房也逐渐流行。房屋多用三合泥铺地，木骨泥墙。全家以老母亲为中心，全家居于中房中，育龄妇女在小房中接待男友，而成年男子平时则住在大公房中，是典型的母系氏族。
这时的农业已高度发展。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虽然这里的气候干旱．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多集中在夏季，有利于抗旱作物的生长。加之这里的黄土由于风成起因，土壤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而且土壤中蕴含着较高的自然肥力。这些条件，就使得这里种植谷物极易获得铃高的收成。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取得的一个巨大成功。文明的产生是与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所以说，仰韶文化莫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生活在仰韶文化时期的古人，无疑是中国人的祖先。
人类学家的研究还表明：中国人的人种特征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东亚中纬度的地理环境的，中等身材，中等肤色与中纬的日照、温度相应，“蒙古眼”、平鼻可能与中亚寒冷的多风沙气候有关。
但是，中国人的人种构成也不是单一的，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居民可能有波利尼西亚的因素，河姆渡文化和广东发现的一些人骨化石则有明显的澳大利亚一尼格罗成分，商代殷墟发现的人头骨也包含了几种不同种族的人。因为，在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处于长期和大幅度的迁徙中，只有人类进人了有史时代，形成了地域性民族，叹缝的生活才相对稳定。因而，在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独立整体和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总是要融汇众多的要素，即使在中华民族形成之后，也在不断地吸收着新的成分。
河姆渡“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与兵马俑、北京人、马王堆汉墓齐名，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这里，1973年出土了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漆器、最早的水井遗迹，最早的象牙雕刻……最著名的，莫过于出土了当时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
当年参加河姆渡考古发掘的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老所长刘军记忆犹新，当挖掘到距地面3米深的地方时，黑褐色的土层中闪过几粒金黄———稻谷？！刘军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7000年前河姆渡人就开始种植水稻了？要知道，此前一直有中国的稻谷栽培技术来自印度之说，那里发现的最古老稻谷遗存距今4300年。
河姆渡稻谷堆积层的总重量竟有120吨之重！经农业部门鉴定，稻谷为人工栽培。同时，大量用动物骨头制成的农具———骨耜出土了，这些中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骨制农具，说明河姆渡人已脱离刀耕火种的时代，进入了耜耕农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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